眼睛盯住维纳斯
——《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书后
□王强

    从事任何阐释和研究，甚至我们一开口说话，就先在地存在着一个早已预设好的前提；就从事女性文学的比较而言，难度就在于这里已然存在两个前提：一个是女性视角；一个是语际书写。
女性视角的建构与批评
    女性视角的立论基础似乎是女权主义，而女权主义预设的一个前提就是他者立场，即认为男权构成了对女权的基本挤压力量，这导致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就是“说不求是”，以否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争得可以肯定的空间（即女性空间），并以怨恨作为基本情绪，颠覆一种既在的男权秩序，构建一种女性唯美唯真唯善的世界。问题是作为一种隐喻背景，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基本的压迫力量，或者它存在的时间空间分布如何？为什么女性会感到有一种基本的压迫力量——它的名字叫男权？
    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这对概念是一个倾向于社会学的概念，社会上存在或者不存在是一回事，就文学而言，从精神的角度讲，有没有一个女性灵魂或者男性灵魂的存在，它们彼此的本质色彩又是什么样的？按圣经阐释学的说法，上帝最初是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亚当——一个男性，换句话说上帝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假如上帝是男性的，会不会颠覆女性世界的信仰？似乎还有一个藉以补充的元素，就人类止境的诸元质而言，有自由女神、有美丽女神、有正义女神等等（甚至我们的传统心理剥夺篡改了观世音菩萨的男性形象而使之形象更趋于女性化），歌德甚至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这里要说的是，代表人类正价值的一端，既有男性又有女性，换句话说，既不是独属于男性也不是独属于女性。申言之，至善的研究，归旨不在性别的识别。
    帕斯捷尔纳克说茨维塔耶娃有一座男人的灵魂，阿拉法特逝世后，民众评论他有一束灵魂。我的意思是，问题的终极不在于寻找差异，而在于神造，在于加大灵魂的含量和库存，即通过文学性别的研究，一方面神造对方——男性，一方面神造女性本身。可怕的不是性别的差异，而是本性的疏离与异化，重要的是在于自足其性，即活出人味比活出人样更本质。
    加缪认为所谓荒谬就是角色离开了自己的舞台和道具，考察20世纪历次激进的社会革命，似乎都煽动了一种女性复仇心理（比如家庭革命、婚姻自由等等），而复仇的文化后果，是男性和女性变得不是更加和谐而是相反更加的荒谬。按照李泽厚的说法，如果国民性重在构建一种文化心理的话，那么寻找再造一种女性主体的文化心理似乎更能拓展人类的文化内涵。高尔泰说人道主义是宏观历史学，美学是微观心理学。文学的内在职能似乎还是应该致力于微观心理的调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在意《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一书关于女性文化心理的探寻（至深之处是为我们所不知晓的）。
    《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一书，主体由十六个文学案例构成，每一个案例分析都有一个揭示本质的标题，其中四个标题中含有“悲”字，或为“悲剧”或为“悲歌”，另外分别有“祭”一处，有“自救”、“主体价值”、“个性”各一处，有“批判”、“抗争”、“叛逆”各一处，这种现象本身值得研究。从这些关键词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女性文学研究本身的文化逻辑：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是悲情的处于弱势的，也是现实的、历史的、设身处地的隐喻、投射与感受，研究者对这种处境是深怀焦虑的（这似乎也是两位女性研究者从事本论题研究的潜在原动力之一），要摆脱的出路有二，一条指向对立面，具体的行动就是抗争、叛逆、批判等等；一条指向女性本身，就是自救，确立自己的个性和主体价值。
    弗洛伊德认为从根本上讲女性从小认为自己就是有所欠缺的，这种欠缺是精神性的，也许这种“自惭形秽”导致另一种情绪结果就是怨恨（马克斯·舍勒认为，怨恨起源于一种虚弱感）。为什么会有女性是一种“痛苦的集体”的自我幻觉呢？因性别不同而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相对劣势是一种原因，另外是否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基因作祟呢？鲁迅有一个回答。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创造性地塑造出了女性怨恨和逃离的原型：狐狸化成一个女子，唱起情歌，禹感到很美丽，娶她为妻，但此后他长期治水无暇回家，女子决定寻找他，在山洞中她找到了自己的丈夫——一只只顾埋头挖渠的熊，女子看到他这个样子，既害怕又羞耻，扭头就跑，禹在后面追，慌忙中忘了变回人形，女子很害怕就变成了石头，禹朝着石头大喊还我儿子，石头裂开：诞生了启。《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晚年力作，凝聚了其一生的功力，堪称内涵丰富，可阐释的空间极大。在我看来，是鲁迅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包含了鲁迅对中国文化包括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与反思，对男性和女性包括女性文学的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科学谈论世界，哲学谈论谈论本身，就女性文学研究而言，对立脚地、出发点进行敲打，并且质疑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为重视《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一书开篇立论的一篇：《21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变革和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这是一部既有方法论，又有作品分析和细读的著作。就中国文学批评界的研究现状而言，女性文学批评理论正在建构之中，我希望它在各种理论板块和不同意见的对撞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形成自己的批评范式。
在语际的夹缝中书写
    崔健说你我之间、语词诞生，关于男女——最基本的人学（也是文学）因素，说辞纷呈，就此打住。关于语际书写，涉及到比较的可能性问题。《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一书十六个文学案例分析中，有七例为跨国比较，偏重于异中求同，即不同国别的作品中女性审美和女性形象都有内在的一致性，或以一致性为大前提,遵循弱势缺失或叛逆男性或自救本性的逻辑。
    在文学界，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翻译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暗含的前提是在每一文化活体，人们表达深处微妙幽奥的东西具有不可通约性，即不同语言之间、不同文化心理的呈现并不是整体划一的，而是不透明的。联系文化比较研究，不通约性会成为求同性比较的潜在障碍和陷阱，另外还涉及文化心理的指向问题。
    我们知道女性主义包括女性文学研究是兴起于西方的舶来品，诞生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产生于西方对现代化批判的大环境中，包含着对西方现代化浪潮的怨恨和不满，如何与本土经验相化合，化毒素为良药（舍勒认为怨恨是精神上的一种自我毒化），并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文学比较研究理论，则是我们需要探索的。
    柏拉图讲看的转向，即用灵魂的眼睛来看更高的灵魂的世界。用眼睛盯住维纳斯，锁定美的事物，提升庸常的生活，似乎是文学研究的文学目的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需要文学。

    书名：女性文学的阐释与比较
    著者：李莹　张柟
    出版：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出版
    李莹，女，中文系教授。文革前的老三届，文革后的新三级。曾当过三年农垦战士，七年工人。从1982年开始担任高校教职，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任全国高师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理事、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理事。已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编教材、教参近十种，专著一部。